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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幕说了一连串从寻常女子口中说出足以毁掉一生的话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偏偏还不能拿她怎么样！
有人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大胆，何其大胆！夫为妻纲，天下至理，一个女子若不顺从丈夫，不孝顺公婆，她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？！”
有人痛心疾首地说：“后世真是礼崩乐坏，竟有那么多骄横无礼的女子！”
刘彻笑不出来了，脸色也阴沉下来，他怎么可能听不出天幕的潜台词。
天幕难道批判的只是《女诫》，她分明是在批判她口中的男权社会和统治阶级。
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这是大汉立国的国策，也是皇帝驭下的手段之一。
虽说夫为妻纲比起前两个来说并不是很重要，但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武皇后笑吟吟地，只是眼底没有丝毫笑意。
她并不喜欢女德这玩意儿，如果她真的遵循女德，就不可能进入李治的后宫。
说白了，她在乎那些贤良淑德之类的所谓美德，她想要的是权力，想的是万人之上的荣光，女德不可能束缚她。
邓绥神色沉沉地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她出身大家，从小就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世人称赞，因此她做了妃子以后还是谨守本分。
但她对班昭的做法还是很不高兴，她以太后身份干政，这就意味着她已经不是世俗所夸赞的贤女了。
她尊敬班昭，信任班昭，她却写《女诫》，字里行间都能看出她对于男子的推崇以及对女子的束缚，她为此感到失望。
【班昭之所以能写出《女诫》这样的书，与她的人生经历脱不开关系。一方面，她出身在儒学大家，自幼受到儒家“三纲五常”等男权思想的熏陶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班家一贯的家风，班昭有一位姑祖母曾做过皇帝的后妃，也就是成帝的班婕妤，这位也是备受封建社会所推崇的贤女，有却辇之德，成帝曾专宠班婕妤，邀请她与自己一起同乘辇车，但被班婕妤拒绝。】
【后来赵飞燕姐妹横空出世，班婕妤不想掺和进后宫的争端之中，主动要求侍奉太后，成帝驾崩以后又为其守陵。我并非觉得班婕妤不好，正相反，我觉得班婕妤这样的女子品德高尚，遇见她是成帝本人的幸运，只不过他没有把握好机会，从班婕妤的一生来看，就足以看出班家的家风，那么班昭的所作所为很容易理解，因为她真心实意认为女子应该遵从女德，她从小受到的教育或是外来的影响也都是如此。】
班昭气愤地说：“难道班婕妤不是后宫女子的表率么？”
“身为后妃，难道要像赵氏姐妹一般蛊惑君王，祸乱宫廷不成？班婕妤谦顺贤淑——”
她猛地顿住，她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自己会写《女诫》，难道真的是因为曹家未嫁的女子么？
那时候她年纪都多大了，哪里会有没出嫁的曹家女儿，那她写书是为了什么？
她想起邓绥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刘彻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班昭与邓绥是同时代的人，她写这本书的用意，莫非是想要规避太后的干政？”
说是教育未嫁女子，但这些条条框框，用来教导后妃最合适不过。
后妃若是个个谦顺，想来也不会有这么多干政的太后吧？
不过，这本书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。
【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当时的东汉社会已经有了窦太后、邓太后这样的政治女强人，掩盖了同时代男性的光辉，当她们执政的时候，无论做得好不好，都是在实行原本属于男性的权力，女性统治者的威严空前显赫。而班昭也在文中隐晦地表达出了她的看法，《女诫》夫妇篇中便有这样的句子：夫不贤，则无以御妇；妇不贤，则无以事夫。夫不御妇，则威仪废缺；妇不事夫，则义理堕阙。】
【虽然她没明说，但我想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——男子无法驾驭女子，反过被女子骑到了头上，这正是班昭所担心且不满的。她希望能通过《女诫》来矫正这种危险的风气，但她没有能力要求男子自强不息，只能一味要求女子卑弱以求男子能够驾驭她们。这是时代的可悲，也是班昭的可悲，身为女子，却早早踏入了封建社会为女子所准备的陷阱，并为之摇旗呐喊，约束与自己同性别的女子。】
邓绥勃然变色，说道：“不敢对男子指指点点，便只能约束女子么？”
一个国家的男子若是要依靠女性卑弱才能掌控她们，那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？
她并不是反对以夫驭妻这种理念表示反对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，她早就习惯了。
即使她做了太后，也不可能直接改变这种思想，这是在挑战整个国家的底线。
她只是气恼，为何男子没有能力驾驭妻子，就要要求女性卑弱呢？为何男性不能直起腰杆，用自己的力量驾驭妻子呢？
武皇后若有所思地想，她这算不算是骑到了男子头上啊？
她不仅骑到了丈夫儿子的头上，还骑到了李唐宗室以及全天下的男子头上。
别说，这滋味还挺爽的呢。
【《女诫》最初问世时，班昭的说法是为了教育家中女性，她的弟子马融觉得这书很不错，让妻子女儿阅读，但这本书并没有引发时人的追捧，反而有些反对的声音。班昭有个小姑叫曹丰生，也是当时的才女，她读完这本书以后，对其中的观点并不认同，为此还写文章与班昭辩论，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并没能流传，反而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，其中或许就有这篇文章不符合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原因。】
【马融的女儿马伦虽然读过此书，后来嫁给汝南袁氏的袁隗，出嫁后面对袁隗的询问，马伦不慌不忙，一一驳斥了袁隗，使对方哑口无言，似乎并没有遵循《女诫》中的教诲。班昭于永初六年写完《女诫》，次年邓绥就把班昭连同其儿子打发到长垣，意味深远。】
天幕说了一连串从寻常女子口中说出足以毁掉一生的话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偏偏还不能拿她怎么样！
有人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大胆，何其大胆！夫为妻纲，天下至理，一个女子若不顺从丈夫，不孝顺公婆，她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？！”
有人痛心疾首地说：“后世真是礼崩乐坏，竟有那么多骄横无礼的女子！”
刘彻笑不出来了，脸色也阴沉下来，他怎么可能听不出天幕的潜台词。
天幕难道批判的只是《女诫》，她分明是在批判她口中的男权社会和统治阶级。
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这是大汉立国的国策，也是皇帝驭下的手段之一。
虽说夫为妻纲比起前两个来说并不是很重要，但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武皇后笑吟吟地，只是眼底没有丝毫笑意。
她并不喜欢女德这玩意儿，如果她真的遵循女德，就不可能进入李治的后宫。
说白了，她在乎那些贤良淑德之类的所谓美德，她想要的是权力，想的是万人之上的荣光，女德不可能束缚她。
邓绥神色沉沉地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她出身大家，从小就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世人称赞，因此她做了妃子以后还是谨守本分。
但她对班昭的做法还是很不高兴，她以太后身份干政，这就意味着她已经不是世俗所夸赞的贤女了。
她尊敬班昭，信任班昭，她却写《女诫》，字里行间都能看出她对于男子的推崇以及对女子的束缚，她为此感到失望。
【班昭之所以能写出《女诫》这样的书，与她的人生经历脱不开关系。一方面，她出身在儒学大家，自幼受到儒家“三纲五常”等男权思想的熏陶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班家一贯的家风，班昭有一位姑祖母曾做过皇帝的后妃，也就是成帝的班婕妤，这位也是备受封建社会所推崇的贤女，有却辇之德，成帝曾专宠班婕妤，邀请她与自己一起同乘辇车，但被班婕妤拒绝。】
【后来赵飞燕姐妹横空出世，班婕妤不想掺和进后宫的争端之中，主动要求侍奉太后，成帝驾崩以后又为其守陵。我并非觉得班婕妤不好，正相反，我觉得班婕妤这样的女子品德高尚，遇见她是成帝本人的幸运，只不过他没有把握好机会，从班婕妤的一生来看，就足以看出班家的家风，那么班昭的所作所为很容易理解，因为她真心实意认为女子应该遵从女德，她从小受到的教育或是外来的影响也都是如此。】
班昭气愤地说：“难道班婕妤不是后宫女子的表率么？”
“身为后妃，难道要像赵氏姐妹一般蛊惑君王，祸乱宫廷不成？班婕妤谦顺贤淑——”
她猛地顿住，她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自己会写《女诫》，难道真的是因为曹家未嫁的女子么？
那时候她年纪都多大了，哪里会有没出嫁的曹家女儿，那她写书是为了什么？
她想起邓绥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刘彻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班昭与邓绥是同时代的人，她写这本书的用意，莫非是想要规避太后的干政？”
说是教育未嫁女子，但这些条条框框，用来教导后妃最合适不过。
后妃若是个个谦顺，想来也不会有这么多干政的太后吧？
不过，这本书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。
【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当时的东汉社会已经有了窦太后、邓太后这样的政治女强人，掩盖了同时代男性的光辉，当她们执政的时候，无论做得好不好，都是在实行原本属于男性的权力，女性统治者的威严空前显赫。而班昭也在文中隐晦地表达出了她的看法，《女诫》夫妇篇中便有这样的句子：夫不贤，则无以御妇；妇不贤，则无以事夫。夫不御妇，则威仪废缺；妇不事夫，则义理堕阙。】
【虽然她没明说，但我想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——男子无法驾驭女子，反过被女子骑到了头上，这正是班昭所担心且不满的。她希望能通过《女诫》来矫正这种危险的风气，但她没有能力要求男子自强不息，只能一味要求女子卑弱以求男子能够驾驭她们。这是时代的可悲，也是班昭的可悲，身为女子，却早早踏入了封建社会为女子所准备的陷阱，并为之摇旗呐喊，约束与自己同性别的女子。】
邓绥勃然变色，说道：“不敢对男子指指点点，便只能约束女子么？”
一个国家的男子若是要依靠女性卑弱才能掌控她们，那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？
她并不是反对以夫驭妻这种理念表示反对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，她早就习惯了。
即使她做了太后，也不可能直接改变这种思想，这是在挑战整个国家的底线。
她只是气恼，为何男子没有能力驾驭妻子，就要要求女性卑弱呢？为何男性不能直起腰杆，用自己的力量驾驭妻子呢？
武皇后若有所思地想，她这算不算是骑到了男子头上啊？
她不仅骑到了丈夫儿子的头上，还骑到了李唐宗室以及全天下的男子头上。
别说，这滋味还挺爽的呢。
【《女诫》最初问世时，班昭的说法是为了教育家中女性，她的弟子马融觉得这书很不错，让妻子女儿阅读，但这本书并没有引发时人的追捧，反而有些反对的声音。班昭有个小姑叫曹丰生，也是当时的才女，她读完这本书以后，对其中的观点并不认同，为此还写文章与班昭辩论，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并没能流传，反而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，其中或许就有这篇文章不符合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原因。】
【马融的女儿马伦虽然读过此书，后来嫁给汝南袁氏的袁隗，出嫁后面对袁隗的询问，马伦不慌不忙，一一驳斥了袁隗，使对方哑口无言，似乎并没有遵循《女诫》中的教诲。班昭于永初六年写完《女诫》，次年邓绥就把班昭连同其儿子打发到长垣，意味深远。】